中美之间的关税战暂时进入了平稳期，这一变化使得我国企业在全球化的道路上似乎又找回了方向，同时也在加快步伐，积极向新兴市场进行拓展。
经历了从商品销售到产业转移的思考，那些曾遭遇关税风波的中国企业逐渐认识到，真正的国际化并非仅仅是将产品推向海外市场，而是要让国际市场对你的存在产生依赖。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制造业和创新能力还拥有哪些独特优势？面对充满变数的挑战，企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近日，霞光社的创始人何维Vivi与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专家王煜全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话题聚焦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王煜全指出，当前，那些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应摒弃“客场作战”的心态，转而采取“主场思维”，在每个市场都深耕细作。
换言之，无论是深入洞察市场，还是精确设计业务，抑或是强化风险管控，企业对每一个层面的认知提升，均是其拓展海外市场的坚实根基。
其中的核心观点包括：
本文根据对话内容精编整理。
一、别只顾关税，走出去的最大风险是“不预判”
1. 美国，正充满一种危机
近期美国实施关税政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我看来，特朗普此举更多是为了提升其总统的支持度，而非旨在促进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回归。
特朗普对制造业一窍不通，他原本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而且作为一名房地产商，他的成功并不显著。每当特朗普高喊“让美国重振雄风”、“你们这些穷人真是受够了”的口号时，实际上他是在试图取悦以美国中西部白人蓝领为主体的选民群体。
因此，他讲述了一个故事，其中美国民众遭受了损失，而这损失源于其贸易伙伴获得了不正当的利益。随后，美国开始重新谈判关税，其根本目的在于争取选民的支持，并非外界所误传的那样，他真正期望的是美国制造业能够回归本土。
实际上，美国想要真正做到制造业回流非常难。
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已持续多年，所需物资短缺严重。唯有当制造业所需原材料能大规模供应，美国方有可能取代其贸易伙伴的制造业地位，但这并非短期内可实现的，至少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他如今敢于提高关税，那么在未来十年八年中，通货膨胀现象不可避免，这一道理他必然是心知肚明。
美国当前的做法导致了对整个产业生态的分割。他们过分关注自身的利益，未能认识到他国所做出的贡献。如此一来，他们过分夸大了自身的价值，却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
另一个问题在于，相较于前任总统，他的资源调动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为了争夺选民支持，共和党对他采取了近乎无原则的让步。在以往，总统权力受到两党制衡，而如今，共和党内部对他的约束几乎微乎其微。
这种情境极易强化他“被上天选中”的错觉，他往往可能由最初仅仅是为了取悦选民而表演，逐渐转变为深信自己理应如此行事。
从理论上分析，尽管中美之间的关税磋商目前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我个人觉得这并非易事。考虑到特朗普的个性，他往往在快速达成协议后，会表现得越发古怪。他的策略是极限施压，即我首先提出一个极高的价格，一旦你迅速与他达成一致，他的首个反应便是觉得我提出的条件过低，这暗示着接下来还将有更多的波折。
这种情况预计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美国有这样一个比喻，称之为“跛脚的鸭子”，专门用来描述那些只剩两年任期且连任无望的总统。尤其是当总统在任的最后两年，国会中的一个或两个议院并不属于其所在政党控制时，这位总统几乎举步维艰，任何政策都无法顺利推进。
因此，需关注两个关键观察点：首先，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特朗普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选民支持；其次，若他在选举中为他人提供支持或助选，导致自身影响力减弱，那么在剩余的两年任期内，他可能将面临缺乏支持的困境。
2. 企业出海，最大的风险是“不预判”
目前来看，特朗普实施的关税政策对中国企业造成了一定的挑战或疑惑，这其中包括了企业是否应当继续拓展海外市场，以及是否应该继续在美国开展业务等问题。
对于我国出海企业而言，眼前的挑战实际上并不算真正的难题，与短期的风险相较，更需深入思考对未来的长期预测。
众所周知，在全球范围内，任何经济体系若持续出口而未遭遇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持续保持贸易顺差并非长久之计，享受的安宁时光终将走到尽头。若有一天，我国企业面临无法继续出口的困境，那么在全球化的道路上，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在两三年前，我国众多企业纷纷做出出海的决定，这种决策往往带有冲动性质。一听说越南市场前景广阔，便匆忙前往；听闻墨西哥市场火热，又纷纷涌向那里；中东市场一升温，又纷纷前往。然而，最终他们发现，许多地方的热度只是一时的。抵达中东后，他们发现市场规模并不如预期那么大，于是纷纷回流；来到墨西哥后，他们又发现，特朗普政府已经暂停了美墨协定……
这些情况自然带有一定的随机性，我们无法完全预见到未来的一切。然而，实际上许多事情在发生前是可以预见的。只是，许多企业在尚未采取预见措施的情况下就匆匆行动，这样的风险是相当高的。当人们普遍认为到处都是机会时，你应当保持警惕，仔细分辨哪些才是你真正的机遇。
现在回顾美国以及世界各国间的关税协商过程，表面上看似乎每方都在重新进行谈判，但实际上却遵循着一定的规律。以英国为例，它率先达成协议，协议达成后关税仅上调了10个百分点。这表明西方国家构成的市场相对较为统一，而东南亚及其他国家的市场则显得尤为不稳定，其关税最终有可能被大幅提高。
因此，依旧沿用那句俗语：“发达国家诉讼频繁，发展中国家陷阱众多。”若前往发达国家开拓市场，面临的门槛较高，初期事务繁杂，但一旦成功进入，相对而言会更加稳定；而若选择发展中国家，看似进入门槛较低，几乎可以随时进入，但后续出现问题的概率却相对较大。
目前这个时期，虽然出海市场依然存在，但关键在于提升你的预见能力。此时，若要走出国门，不能仅仅局限于销售货物，更要实现工厂、供应链以及经营活动的国际化。换言之，你需要到海外设立工厂、创办企业，实现产业的全球转移。
以前，我们确实无需将产业迁移至美国，只需加入贸易区即可，例如前往美洲，可以选择加拿大或墨西哥；至于欧洲，任何欧盟成员国皆可。然而，如今全为单边谈判，依赖贸易区以进入美国市场的途径已不复存在。
这究竟有何含义？在全球贸易普遍转向一对一的单边合作模式之际，美国依旧保持着最大、最核心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若将产业外迁，中国企业便能借此机会实现全球市场的广泛覆盖。
二、“钻到如来佛肚子里就安全了”
1. 中国企业走出去，缺少一个基本解释
在近期，特朗普所实施的异常关税无疑给海外贸易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考虑到我国所拥有的资源和实力，我们是否依然拥有开拓国际市场的优势呢？
实际上，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并未改变；从最初商品的销售，到工厂的拓展、供应链的延伸，再到企业的整体运营，我国最大的优势始终在于具备应对成长与变革的强大能力和适应力。
但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的“配套”是否能够同步发展，这里的“配套”主要是指软实力，涵盖了文化传播、商业诠释等多个方面；例如，当解释我们之所以强大时，并非是因为剥削劳动者，而是因为我们采用了现代化的生产手段等等。
我国企业迈向国际，目前亟需一个基础性的阐释，诸如有人批评我们的出口行为侵占了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和生存领域。
得计算一番：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若售价1元，零售价则是5元，这样美国用1元进口，就能获得4元的GDP。这4元涉及商品流通，与工厂的1元相比，能带来更多的GDP和就业机会。结果并非减少就业，反而是增加了，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若您进一步阐述：我们选择将制造业转移至我国，仅将产品的最终组装步骤移至美国。鉴于我国供应链的强大，美国方面需负责商品零配件的成本，这一成本通常占商品总成本的百分之二十。以一个成本为10元的商品为例，中国企业首先收取2元的配件费用，而美国在组装环节中承担8元。由于中美合资企业各占一半股份，因此中国企业通过出口能获得最多6元，而美国组装厂则获得4元。这应该是未来美国愿意看到的。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何为我国制造业，我国商业？是仅限于我国境内的商业活动，还是全球范围内都由我们主导的商业版图？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熟虑。
类似日本汽车产业，既然该产业链属于日本，那么关于是在国内组装还是国外组装的争议就不太重要了，这个问题反而转变为一个全球性、区域性的议题。
2. “钻到如来佛肚子里就安全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市场并非一成不变，无暇可乘。若我国制造业未能积极拓展至海外，他日必遭本土制造所取代。特别是当高端制造业崛起，诸如特斯拉等企业的高效汽车制造工厂仅需少量员工，此时人力成本的优势将不再明显。
这剩余的竞争优势究竟是什么？它实际上指的是集群效应，亦即高效制造的供应链体系。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供应链的组装环节位于美国，而供应链集群将所有原材料集中在中国，然后再将它们运往美国？目前这还无法实现，然而随着智能化程度的提高，未来这一目标有望达成，预计所需的时间可能是十年或二十年。
目前尚无法实现，毕竟成本相当高昂，因此普遍观点是生产必须在国内进行。然而，随着制造业的智能化程度提高，这一问题将变得易于解决，预计所需时间大约在10至20年之间。因此，我们一贯强调，无论特朗普试图将制造业迁回国内，这一过程至少需要10至20年的时间。
在中国参与全球商业贸易的框架中，我们将遭遇持续的波动与不稳定。我们不应抱有幻想，认为我国能在国内生产并销往全球各地。至少，我们应在海外保留一个组装环节。理由相当直接，那就是我们仍在计算GDP。通过组装，我能将GDP的很大一部分贡献转移到你的本土，这对你们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情形宛如孙悟空躲进了如来佛的腹中，反而变得安然无恙。即便我是美国的企业，你对我的处罚，或是对我的税收征管，最终不外乎是对原材料征税。
我们要摒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且越早离开，所拥有的优势就越显著，因为最终你会发现，在中国市场磨炼出来的团队，在全球范围内，你真正的竞争对手依然是你在中国时的那些老对手。因此，越早走出国门，越能占据先机。在海外，你将有一段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光，可以用来拓展你的业务。占据先发优势是至关重要的。
秉持一个信念：商业活动必须选择信誉良好的地区。若不选择这样的地方，商业活动难以开展，更别提盈利。观察中国人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我相信许多人已总结出类似的教训。
3. 成功的企业家，本身要是链主
我认为，未来的中国成功企业家，其身份理应成为产业链的核心。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并非是这条供应链的缔造者，我们只是扮演了为他人代工OEM的角色，自然无法成为链主。然而，你是否注意到，如今众多中国企业已在海外创立品牌，如此一来，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链主。我们一直非常推崇安克（Anker）这家公司，虽然它的名字听起来并不显赫，但若你深入了解其地位，你会发现它正朝着链主的方向发展。
此案例亦需我们细致探究，即吉利在马来西亚的合资项目。该合资的汽车制造企业，其整个供应链均由我国企业负责，然而吉利仅持有49%的股份。从理论上分析，49%的合资比例并非最佳选择，只因我方仅多付出了一块钱，却丧失了决策权。
确实存在一个忧虑，那就是一旦失控将如何应对？然而，吉利并不担忧失控，原因在于整个供应链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一方面，我确保让对方对我充满信任；另一方面，我还助力众多当地企业实现了成为“国货之光”的愿望。在全球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各国将涌现出众多“国货之光”，此时我们中国企业的使命便是支持他们成为各自国家的“国货之光”。
因此，我们觉得，我国企业借助整合供应链的强大能力来助力他人在市场前端竞争，实为一种高明的策略。展望未来，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的公司，或许需要达到一个新高度，即所谓的供应链中台水平。
过去提到阿里所倡导的数据中台概念，而在我们讨论全球化议题时，我们将其称为供应链中台，这强调的是对供应链管理控制的重要性和极端必要性。
三、中企全球化，有一个巨大的考验
1. 中国生产，仍有三大优势
（1）规模优势
工业革命实际上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许多现代人都尚未完全领悟的真理——那就是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商品，其质量往往更为优良。我们常常误以为手工制作的产品更胜一筹，然而实际上，手工生产的商品很难保证质量的一致性，甚至无法通过质量检测。
为确保大批量生产，误差必须极低。我们在大规模生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所以这一优势需被进一步强化，强化至无人能出其右。我们之所以能与美国的商品相媲美，是因为美国产品价格高昂，从而放弃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美国占据了市场的高端，而剩余的2/3市场份额，位于中低端市场的消费者，则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完成这三分之二的工作后，我发现我的产品质量实际上与你相当，甚至更佳，毕竟数量多，技艺也磨练出来了。此外，我生产的成本更低，随后我转而攻占你那三分之一的份额，美国市场因此感到痛苦，因为它们已经没有反击的余地了。
然而，我们不能再对他人给予宽容，因此，我们必须前往非洲和南美洲的贫困地区，哪怕面对再贫困的朋友，也必须将此商品推销给他们。价格低廉无妨，打折促销也无妨，我必须确保你们能够使用它。毕竟，我们占据着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规模上的优势必然至关重要。
（2）供应链优势
我之前提到了供应链的整合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最担心的是内部竞争。一旦实现了供应链的整合，实际上就能消除内部竞争的潜在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完成整合后，我们在各国进行产品供应，若遇到两三个竞争对手尚可应对；但若缺乏供应链整合，成百上千的中国企业纷纷涌入某一产业从事某项活动，很可能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困境。
所以产业整合一定非常非常重要，供应链整合一定非常非常重要。
（3）数字化优势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一旦你实现了供应链的数字化整合，便能凭借这一供应实力，向任何个体提供商品。数字化市场存在一种极为先进的模式，那就是Shein的模式。别单纯认为Shein的模式仅限于服装行业，实际上，各行各业都在运用这种策略，称之为“小单快返”。
在IT领域，这种测试被称为AB Test，但我更倾向于将其称作小单快返。AB Test让人联想到两种选择，而小单快返则涵盖了千种可能。目前，短剧在欧美地区正逐渐走红，原因何在？那是因为短剧正是通过小单快返的方式制作而成。我并不关心起初拍摄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我能迅速进步，起点的高低并不关键，运用小单快返的策略，总能找到你感兴趣的内容。
进化堪称世间最为强大的驱动力。正因如此，我国企业若想达到巅峰，必须迈出这一关键步伐。幸运的是，已有企业成功探索出一种模式，这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2. 全球化的企业，要符合三个标准
全球化的企业，有几个衡量尺度也很重要。
第一个，有在各国复制的能力。
众多中国公司纷纷踏足东南亚，其创始人承受着极大的辛劳，不断重复着创业的过程。尽管统称为东南亚，但各国市场状况和政策各有特色，难以找到一个简单的复制模式。一些企业抱怨，当前最大的难题是难以寻觅到足够的具有创业精神的区域总经理。我则回应，这种想法根本无需考虑，若他具备创业精神，又怎会甘愿担任你的总经理？他难道不会选择自主创业吗？
所以当你的业务模式不可复制的时候，你怎么能做到全球化？
第二个，要有足够强的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在于，简单来说，就是他人无法对你的权益构成侵害。以吉利在马来西亚的合资企业为例，尽管吉利仅持有49%的股份，但它并不担忧失去控制权，反而借此助力当地的民族品牌崛起。其根本原因在于吉利对供应链的掌控，与它合作，你便可以牢牢把握51%的份额；而若不与之携手，你将一无所获，连1%的成果都无法实现。吉利与合作伙伴共建的合资企业，其股权分配模式堪称放手一搏，而吉利敢于放手，其底气源于对核心竞争力的牢牢把握。
第三，要有真正全球化的企业经营意识。
中国企业若出海，高层领导、主要股东掌握决策大权；而小股东则形同虚设，若运气不错能分得红利，若运气不佳则可能遭遇不幸。然而，在欧美地区并非如此，因此西方社会常常提及的一个概念是，企业治理机制。以乔布斯为例，他曾被董事会驱逐，这在西方却被视为正面事件，因为这意味着董事会并未陷入混乱失控的状态。
在创业初期，许多人认为不应过多干预，相信自己可以加速发展；然而，当企业规模扩大，追求稳定时，如何确保其持续发展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这涉及到一个体制层面的考量。对于我国企业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若缺乏体制的保障，我国企业难以真正步入全球化进程。其理由相当直接，单凭个人统治的方式无法实现全球化。你如何确保各国都会认同并支持你的个人统治？在各个国家、各个市场中，又该如何复制这种个人统治模式呢？
我国的企业家们未曾深思一个问题，即当他们退休之际，他们的儿子是否能够顺利接替家业？若儿子无法接手，那么这家企业是否将面临倒闭的命运？而在西方国家，这种忧虑并不存在。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表明制度的稳固性、系统的稳定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终你会发现，在讨论的最终阶段，跨国公司之间展现出诸多共性，它们普遍拥有一个统一的全球治理体系。
3. 中企出海成功关键，是认知
国外的产业链相对简单，易于模仿。然而，我国正逐步发展出更为复杂的产业链结构。在这种复杂的产业链中，协同合作显得尤为关键。
因此，各企业的优势领域无需互相模仿，若将每个人的盈利都剥夺一空，那么良好的合作便无从谈起。坦白说，当前我国企业正面临一项尤为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在本土，我们的产业间协同作用尚显不足。
自动驾驶领域可见一斑，产业间的合作极为罕见，各家公司各自为战。众多智能驾驶企业都在研发激光雷达技术，然而为何激光雷达方案难以胜过纯视觉方案？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纯视觉技术仅由特斯拉一家公司掌握，其庞大的用户群体带来了海量的数据。虽然各家激光雷达企业也积累了数据，若将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其规模必然超过纯视觉技术，但遗憾的是，没有哪家企业愿意主动分享数据与他人合作。
美国有一家公司，曾计划打造一个数据整合平台，旨在将不同企业的激光雷达数据汇集一处，实现资源共享。然而，这家公司作为美国企业，却不愿踏入中国，对中国市场缺乏了解，因此自然无法从中获益。
海外产业间存在协作的潜力，这得益于众多产业自身具备较强的协同能力。若我国的新兴产业能够融入其中，借鉴其协同和管理方面的经验，甚至聘请几位来自美国或欧洲在产业协会中表现卓越的专业人士协助，或许能够实现突破。然而，这也要求行业中的领军和头部企业具备相应的产业协作理念。
众多行业领军企业对产业生态的理念尚显薄弱。我国企业在未来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认知层面的突破。众多企业在国内市场已养成对供应商进行过度压榨的习惯，例如，汽车制造商对供应链企业的欠款有时会拖延数年，这可能导致供应链中的多个环节陷入困境。这种做法在海外市场显然不可行，因为没有人愿意继续与之合作。我国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这该如何是好？唯有各家齐心协力，共同投入到研发工作中，才能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我必须向你坦白，那家汽车制造商之所以遭遇困境，无疑是因为其智能驾驶系统与动力系统从未有过深入交流，汽车各部件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此外，我必须指出，我的小脑功能有所退化，我的能力边界在此，你是否能放慢速度，给予我更多的安全空间？
这体现了协同与均衡的成果，优质的产品并非单一领域的突出，而是各部分之间的协调与均衡，而这恰恰是最具挑战性的。
四、一切前瞻性，都来自好战略
1. 别只想做老板，要做师傅
业务与时代紧密相连。科技的不断进步，使得新兴业务与过往截然不同，然而，诸多经营理念在思维层面上仍具有参考价值。
美国是率先推动全球化的国家，然而，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远比中国严重，这是因为全球范围内反美情绪较为普遍。同样，日本的情况也类似。尽管如今似乎日本人在全球范围内颇受欢迎，但这一转变实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初，日本人在美国也遭遇了诸多误解，他们向美国倾销廉价商品，且文化差异导致沟通不畅。
我们过去常提及日本与美国的文化交流典型例子，实际上，日本人的英语水平远不如中国人，英语运用不太流畅。若前往美国，他们往往只能乘坐旅游巴士，一趟巴士上满是日本人，旅游时他们总是手持相机，一遇到事情便开始拍照。比如，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时，大巴车停下并打开车门，日本人便纷纷下车，“哗哗”地拍照留念。美国记者在直播中直言：“你们这些缺乏同情心的日本人，正当有人遭遇车祸紧急救治之际，你们却在现场拍照记录。”实际上，这种误解日本在历史上也曾遭遇过。
中国企业在美开展业务，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美方人士自认代表先进文化，于是他们断言，“你作为中国来的商人，理应遵从我的意见”。然而，尽管听从老板的指导是应有之义，但随之而来的管理冲突却愈发明显。
类似的情况日本也曾遭遇过。然而，稻盛和夫在美国的发展却颇为顺利。在他创立工厂期间，每周都会安排一个晚上，如同夜校一般，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他传授“敬天爱人”的理念，并强调：“你们来到这里并非仅仅为了工作，而是为了自我修炼。只有当你的人生有所收获，才能达到更加圆满的境界。”
对本地员工进行培训，同样是一种文化价值的传递。我联想到华为的做法，新入职的员工需经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旨在统一大家的观念。若不接受，那就请离开，留下的都是愿意接受的。一旦大家都接受了，心态自然会发生变化，从将老板视为上司转变为将老板当作师傅。师傅分配的任务，必须全力以赴完成，因为这有助于你的成长；而老板分配的任务，则未必如此，往往取决于工资的多少，这种差异是相当显著的。所以稻盛和夫这么一弄了以后，工厂才稳定地建立起来。
2. 全球化，一定是战略先行
我国曾诞生《孙子兵法》这一经典之作，然而现今我们所讨论的仅限于战术层面。若要远航，我们必须关注战略问题。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战略无疑应置于首位。诚然，在战术方面，我国人才辈出，然而在战略层面，坦白讲，我国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具备良好战略的企业寥寥无几。
例如，以三星为例，它是我们的邻邦韩国的知名企业。韩国国土虽不辽阔，然而三星在全球的声望，尤其在手机领域，是超越了小米的。三星的一大特色在于，其团队由众多毕业于世界知名大学的博士组成，他们日复一日地关注着全球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尤其是与他们专业领域密切相关的科技动态。
疫情之前，我们曾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参观。在那里，我们遇到了张翔教授，他当时是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如今已成为香港大学的校长，研究领域是光学。他向我们介绍，他所研发的是一种超薄透镜，由13层超薄透镜叠加而成，其厚度与现今的手机相仿，薄而轻巧。然而，这种透镜却能实现长焦相机的效果，就如同球场边的大型望远镜相机一般。
此事对手机制造商而言极为关键，众所周知，摄像头在手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于是，我们不禁好奇地询问，这技术究竟去向何方？对方回应称，该专利已授权给三星，且三星有专人负责此事，一旦我们取得突破，他们自会与我们接洽。
后来我回访时遇见了小米，我询问道：“你们听说过某个物品吗？如果知晓了，你们会不会去争夺？”小米回应：“若我知晓，必然会上前争夺，可我对此一无所知。”接着，他反问：“既然我不知道这个物品的存在，那么责任该由谁来承担？”由此得出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那就是我们需要提高科技水平。
我们常常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人的强大和庞大，是由于他们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研发。然而，我要郑重地告诉您，全球规模最大的企业，其大部分研发活动并非出自自身，而是来源于外部。在过去的30年间，众多原本强大的内部研发机构纷纷关闭，这是因为内部研发机构的效率相较于外部机构，存在显著差距。
研究院的事情处理起来确实有些棘手，不过你不妨邀请几位博士加入，让他们专注于研究前沿领域，了解各个学科的最新动态。这属于他们的基本职责，相信不会太困难。这样的部门我们称之为战略部门，他们深知战略发展的前沿所在。
战略部门需与另一部门合并，共同组建一个名为投资部门的团队。在全球风险投资领域，增长最为迅猛的部分是CVC、VC，即企业风险投资。
企业进行风险投资具有战略性考量，因此，对于外生技术的获取方式，我们首先要提前洞察，从技术尚处于高校实验室阶段时便开始关注。一旦有高校人员着手创业，并打算利用实验室研发的技术创立小型公司，我便会对你进行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CVC（企业风险投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进行投资时，必须确保投资方能够进入董事会。由于创业企业在制定战略决策时，我作为董事会的一员，需要与你进行商讨，你是否有兴趣在我的平台进行尝试？通过这种方式，我将开始对你的行为产生影响。三星公司也有类似的举措。
如何增强预见能力？这得归功于特朗普，是他迫使我们必须具备前瞻性。实际上，预见性涉及的是认知与行为层面的问题。
有了认知，行为变得非常容易，行为是可以被传授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设立战略部门，从优秀的高等学府中招募几位该领域的博士，便能够持续进行研究，而且众多高校都设有此类项目。
当然，在前瞻性思考中，至关重要的是对潜在风险的评估，而这种风险评估往往与发现机遇相辅相成。
先前观察企业或科技创新，主要关注的往往是产业领域。然而，近两年来，我们必须投入更多时间去研究政治。关注政治有何必要？因为它对产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降临，让Deep介入我们的分析工作，这使我们能够以更加全面的眼光审视问题，不仅涵盖了企业、产业、政治等多个维度，而且有助于我们作出更为周到的决策，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行动。